多识仁波切

    翻译就是一种语言和文字转换成另外一种语言和文字的工作。语言是表达和交流思想的工具。全世界共有三千六百多种不同的语言，语言不同的民族和语族之间相互交流的需要产生了语言和文字的翻译。

    日常生活中的彼此交流是**基本的交流，**简单的语言交流是口语翻译。只要懂得翻译和被翻译两种语言，就能翻译。但人类较高级较复杂的交流要靠文字的翻译。从事文字翻译是一门严肃的科学专业。国内外各大学都设有培养各类翻译人才的专业系科，国内各民族院校设有翻译研究生专业。从事翻译工作专业人员，至少要必须掌握以下三个方面知识：

1.不但要熟练地掌握翻译和被翻译的两种语言，而且要掌握两种语言的语法规律、修辞特点、表达方式、感情色彩以及各自语言流行的时代环境和所代表的历史文化特点等等；

2.要精通翻译原文所涉及的专业学科知识和有关知识。

    佛教从某种意义上讲是一种人心的净化剂。通过人心的净化，达到人类社会的净化，这就是佛教的根本宗旨。用佛经上的话来说，就是“心净，秽土也是净土；心不净，佛国净土也是秽土。”无论是大乘小乘、显宗密宗，凡正宗佛教都离不开这个宗旨，凡背离这个宗旨的言行说教，无论装扮得如何冠冕堂皇，都是需要加上引号的东西。

    佛教问世已有两千五百多年的历史。在这两千多年中，人类社会以无常的规律，经历了无数次的沧桑巨变，随着人类社会的变迁，人类的思想文化起了新旧交替和循环的多种变化。但在无常的生灭长河续流中，能保持旺盛的生命力的超常存在如佛法者，也许是********。

    佛教本身作为一种思想文化，从形式到内容也脱离不了否定之否定的发展规律，经历了无数次兴兴灭灭。但是佛教所揭示的生命和物质规律以及道德价值观念，因符合事物的客观规律和理想的生命境界、生存状态的要求而获得了****性的生命和价值。这就是佛教在人类历史上存在如此久远，而且在现代社会中仍能植根于人心的土壤中，像璀璨的明珠一样放光，超越疆域国界和人种民族界限，从普通民众到高级知识阶层，受到广泛欢迎和支持的原因所在。

    佛教是一门哲理内涵很深，包括知识门类很广的综合性学科。

    翻译科学各学科专业理论，必须是精通其专业的专家。同样，翻译佛教经论，翻译者必须是兼通显密、三乘、十明的佛教专家，这样才能准确翻译出文字背面的广深含义，临时凭查词典进行翻译的人无法做到这一点。

3.要掌握翻译理论知识和技巧。翻译理论是人类历史上经过无数次翻译实践的经验总结。

    翻译理论有综合理论和各学科领域拟定的分支理论。如，唐玄奘提出译经原则和乾隆国师章嘉活佛主持蒙译藏文《大藏经》工作时制定的翻译原则等是关于佛经翻译的理论原则，也适应其他专业领域的翻译。

    在中西方众多翻译理论中，清末思想家、翻译家严复提出的“信、达、雅”三字原则，是翻译理论的高度概括。“信”是准确表达原文含义；“达”是译文传情达意，能够使读者明白了解原文的含义；“雅”是要求译文文理通顺，修辞工整优美。这三字原则看起来容易，但在翻译实践中必须服从，却又是难度很大的要求。只有从事翻译工作多年的专业人员才能感受到翻译工作的难度，非专业人员无法理解。

    翻译不是简单的语言文词转换，而是将一种思维模式和代表这种思维模式的特殊的语法和词汇形式，转化为另外一种思维模式和语法词汇形式的高难度工作。如有人对我把宗喀巴大师的著作《佛法三根本要义》译为“三根本”觉得“欠妥”，理由是没有译成某些人采用的“三主要道”一词。我之所以没有把gzo wo一词译为“主要”而译为“根本”，是经过再三考虑的。我认为“主要”不等于“根本”。如“十三僧残”属比丘僧主要戒，并非根本戒，“四堕戒”才是根本戒。如三士道修行的各个阶段，下士道主要法是认识无常，修三皈依、十善；中士道的主要法是认识世苦，生起出世心，修戒、定、慧；上士道主要法是修慈悲心、报恩心、发菩提心，修六度四摄。三士道包括大小乘一切佛法，上述各法，哪个不是主要法？文殊菩萨嘱咐宗喀巴大师要抓住三个根本：出离心、菩提心、见无我智慧。无此三法，就不入佛道；无出离心和见性智慧就非佛道；无菩提心，即使修六度四摄，也非大乘道。在这个意义上才译为“三根本”。

    不懂原文的深层含义和原语文的表达习惯、文化背景，仅从字面上理解，或者对照词条有限的字典进行翻译，那是**拙劣的翻译。

    如宗喀巴大师的中观哲学名著《缘起理赞》，有人按字面意，译作“缘起赞”。但这“赞”，不是赞颂“缘起”，而是赞颂佛陀自悟“缘起即性空，性空即缘起”之理，并向世人宣说其理的伟大事迹。整部《中观论》就是宣说缘起之理，讲解推理规则。因此在译文中绝不能缺“理”字，但加上这个“理”就等于校正了此前的同类译文，打破了陈式，使人觉得不顺眼。再比如藏文《释量论》有三译，汉文《般若心经》也有鸠摩罗什、玄奘、义净三译，再而三的翻译不是简单的重复，而是更进一步趋于准确化。我在翻译时，不用古词旧语，着眼在表达准确化和语言通俗化两个方面，这些方法和原则并非标新立异。

    语言是约定俗成的东西，不同的民族和语种由于各自历史文化背景不同，所形成的思维模式也截然不同，表达其思想习惯的语言的语法词汇也有所不同。在翻译工作中，至少懂得三种不同语言的人，在进行各语言语法的相互参照对比后，才能认识到这一层。

    翻译上允许个性的存在。对同一部著作翻译，由于译者对原作知识理论的专、精差别所造成的对原文理解的深浅程度不同，由于对原作的语言文字掌握的广度、深度、精度不同，再加上译者文化水平和语言表达风格不同，所翻译的作品也就因译师的不同而有所不同。十个人译同一部作品，就会有十个不同的版本。这在翻译上是允许的。正如前面所说藏文《释量论》前后共译过三次，汉文《般若心经》有鸠摩罗什、玄奘、义净的三个译本，文字完全不同。现在通行的《心经》是鸠摩罗什译本。在三个译文中与藏文《心经》比较接近的是义净本，而罗什译文是掐头去尾的不完整本，对比玄奘、义净本便知。英国莎士比亚的戏剧，1949年前后在中国翻译的两种版本截然不同，这类情况在翻译上屡见不鲜。

    翻译上还有一条重要原则是：译文要使用当代流行的语言，要适应当代社会的语言环境。做不到这一条，就达不到传情达意的“达”字的标准，其译文等于是废品。

    宗喀巴大师在《般若大义金珠蔓论》中所说“以爱深爱度众生”中日常“爱欲”代表的“爱”一词，指的就是大悲心，这里是颂扬无著菩萨的功德。

    所以，我在《爱心中爆发的智慧》系列书籍中用“爱心”一词，并不是随心所欲的翻译。我把大悲心比****心，是依据了HTTP/1.1 401 Access Denied PADDING-BOTTOM: 0px; TEXT-TRANSFORM: none; BACKGROUND-COLOR: rgb(255,255,255); TEXT-INDENT: 0px; MARGIN: 0px; MIN-HEIGHT: 1em; PADDING-LEFT: 0px; PADDING-RIGHT: 0px; FONT: 16px/25px 'Hiragino Sans GB', 'Microsoft YaHei', Arial, sans-serif; MAX-WIDTH: 100%; WORD-WRAP: break-word !important; WHITE-SPACE: pre-wrap; LETTER-SPACING: normal; COLOR: rgb(62,62,62); CLEAR: both; WORD-SPACING: 0px; PADDING-TOP: 0px; -webkit-text-stroke-width: 0px">

    “爱心中爆发的智慧”是为了和其他的智慧，比如世俗智慧、外道智慧、小乘的自利智慧或自我解脱智慧相区别而提出来的。

    人普遍地都有智慧，这是人和动物的区别。但智慧有多种，以印度来说，除佛教以外就有九十六种外道，也就是有九十六种世界观，都是根据各自的智慧见解提出来的。各种宗教都有它自己的智慧。再比如人们在搞科研、创造发明时也须有智慧，无论是做什么事情，都离不开智慧。但智慧的本质不一样，有的是大智慧；有的是小智慧，也叫小聪明，能产生小功利；有的是正当的智慧；有的是不正当的智慧，比如说世俗上的诈骗者骗人，也有一定的智慧，没有智慧骗不了人。这些都是世俗智慧、外道智慧。小乘佛教的智慧，是自利智慧、自我解脱智慧。

    大乘佛教的智慧则始终是以利益众生为主的智慧，这种佛菩萨的特殊智慧不是天生就有的，是以热爱众生、无私无畏的利众大悲心为动力，修禅定和智慧二度产生的智慧。没有大悲心，完成不了六度；修六度中的禅定、智慧二度才产生大智慧。爱心与智慧互为前提，不能分离，所以叫做“爱心中爆发的智慧”。佛经中说：“与智慧分离的慈悲、与慈悲分离的智慧都是枷锁。”

    汉文佛经的翻译始于汉朝，终于唐末。汉地的佛教兴盛期是魏晋南北朝和唐宋。那时的佛经翻译家们遵循了“使用当代流行语言，适应当时社会语言环境”的翻译原则，在社会上起到了广泛传播佛教思想文化的巨大作用。极大地丰富了汉语词汇，出现了新的文体：变文、诗词、小说、戏剧等。时至今日，佛经已成为脱离时代的古文字，早就进了古文博物馆的收藏文献柜。佛经成了除了那些专门研究古文的极少数专业人员而外，就连许多文科大学生也看不懂的神秘文书。

    现在社会上信仰佛教、喜欢佛学的人在日益增多，但古文佛经的文字关，就像万丈悬崖横空，挡住了通往佛国的通道，使许多虔诚有志之士望而却步。那些深藏智慧妙理、肩负教化重任的三藏宝典，像死囚犯似的，一部部被关进终年不见天日的尘封上锁的藏经柜中，变成了寺庙的装饰品。大多数出家僧人，想学也看不懂经文，只好放弃学习成天念阿弥陀佛了。真是可叹可悲! 看到这种情况，那些心存大志的佛门弟子不知有何感想呢？！

    藏传佛教翻译佛经始于公元七、八世纪，结束于十五世纪，前后共有三百多译师参与佛教经论和印度十明文化的翻译工作，形成了三百多函木版长条《大藏经》。

    从八世纪到十二世纪，对藏文翻译工作做过三次改革，改革的重点是翻译文字中剔出古词古语，简化拼写成分，统一书写标准。藏文就是一种口语化的文字，没有文言和白话的区别。除了八、九世纪翻译的经典中夹杂少量的方言古词和佛教术语而外，没有群众听不懂的因素。许多由藏文翻译成英俄等外文而再转译为汉文的书籍，因为没有受到汉语古文名相的影响，十分通俗易懂，而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这是符合了译文时代化、口语化要求的结果。

    中国从“五四”运动放弃古文，采用白话文以来近百年了。这期间中国社会和思想文化起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学术和社会领域的译文、作文都实现了通俗的口语化，这是顺乎时代发展、合乎大众利益的伟大壮举。1949年后，中国所采取的诸改革措施当中，文字改革是一项高瞻远瞩、卓有成效的改革。解决了难认难写的问题，成倍地提高了书写的工作效率，节省了时间。现在是知识爆发的时代，把时间浪费在认字、写字上是毫无意义的生命消耗。

    我的家乡安多华锐藏区，是在日常生活使用藏汉两种语言的藏区，我在过去60多年的教学生涯中，使用的是藏汉两种语言文字。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我曾担任过家乡天祝藏族自治县翻译室主任之职，后来又担任过甘肃省民族语文翻译委员会主任一职。从1985年以后在西北民族大学藏语言文学院先后担任藏汉翻译研究生专业的指导教师和藏文文学和藏传佛教博士生导师。

    根据一生从事翻译工作的实践经验和参照古今中外的翻译理论，我制定了我个人的翻译目标和翻译标准。

    我认为翻译的目的就是在深刻理解原文原话含义的基础上，将译文所用的思维模式、语法特点、词汇形式，原原本本地传达给读者。

    写作和翻译的服务对象是广大读者。译师首先要考虑的是译文服务对象。要考虑服务对象的普遍的文化水平，社会上普遍流行的语言状况。

其次，要考虑时代特点和翻译所面临的现实文化环境等因素。

    脱离群众，脱离时代发展潮流的任何行为都是自取灭亡的行为。

    郭沫若先生曾经说过：“翻译是再创作”。从事翻译工作的人员都有这种体会。

    翻译任何一种学科，都首先面临的是该专业特有的术语。如有现成术语，何必费脑筋创作呢？中国在“五四”时期翻译外文作品，碰到新的名词，多数用译音。如“赛因斯”、“德莫可拉希”、“布尔乔亚”之类，后来聪明的翻译家们创造了，“科学”、“民主”、“资产阶级”等新的词汇。

    同样，佛教是印度传来的，佛经的原文是梵文。佛教术语是汉文中没有的词汇。古代中国的翻译家们用自己的智慧解决了术语问题。

    解决术语的办法之一是借用梵文词汇。如，佛陀、菩提萨埵、陀罗尼、摩罗、布特伽罗、奢摩他、毗缽舍那、般若、达摩之类，这类借用词所占比例很大。这类词汇存在的缺点之一是非汉语词汇，无法从字面上了解其含义，要靠词典阅读；缺点之二是，其读音不准。汉文是非拼音文字，古今读音不同，南方北方读音不同，许多译师按自己的方言译音，造成了读音上的混乱和脱离梵文的不伦不类的奇特现象。如，“佛陀”一词的梵文音是“布达”；“阿弥陀佛”的梵文音是“啊木日丹巴”；“弥勒”的梵文音是“弥知”；“文殊师利”的梵文音是“曼卒希日”等等。这和梵文词汇发音距离多大呀？！一般词汇读音不准问题不大，但密咒是通过声音的特殊震动频率起作用的，如果发音不准就会影响它的功效。如，心咒的发音本来是“嘎代、嘎代”，却译作“揭谛、揭谛”之类。

    古代中国的翻译家们解决术语的办法之二是，按梵文词义，译师们自创名词。这些名词都是按魏晋隋唐时期流行的古文创造的，除了使用习惯了的一些名词外，大多数已成远离现代汉语的古文词汇而寿终正寝了。

    为了弥补旧译佛典经论脱离时代�HTTP/1.1 401 Access Denied ⑽牟淮镆獾娜钡悖�当代已有有志之士，从事佛经用通俗的现代汉语重译和注释的工作了，这项工作才开始，而且进展缓慢，尚需发大心者努力。HTTP/1.1 401 Access Denied SPAN style="BOX-SIZING: border-box !important; PADDING-BOTTOM: 0px; MARGIN: 0px; PADDING-LEFT: 0px; PADDING-RIGHT: 0px; FONT-FAMILY: 宋体; MAX-WIDTH: 100%; WORD-WRAP: break-word !important; FONT-SIZE: 19px; PADDING-TOP: 0px">的古文旧词不能用的情况下，佛经翻译工作者，要顺着时代人心，打破僵死陈腐的一切框架，自创通俗易懂的现代汉语佛教哲学词汇，进行开创性的翻译工作。翻译者绝不能因循守旧、固步自封，做容不得改革创新的腐朽势力的殉葬品。

    通俗化，大众化是佛教的本意。佛经《东山偈经》中说：“度世诸佛陀，如不顺世俗，佛陀与法性，世人不能知。”圣提婆在《中观百论》中说：“度化村野人，须用村野语，他语不能度。”释迦牟尼是雅利安人释迦族，他的母语是梵语，说法主要用梵语，同时用多种语言说法。如在《般若部经》中说：“佛陀说法语，天龙药叉语，鬼语与人语，所有众生语。”郭芒尼玛在《诸教派论》中引印度经疏语说：“佛教方便引度，不必处处依梵文。”梵语是宫廷贵族语，普通老百姓用的是巴利语、大众语。大乘经典是梵文，南传小乘佛经是巴利文。梵文在印度早已成为死去的文字。梵文传承虽然在藏传佛教中保存了下来，但现在梵文经典除梵文研究人员外，已无人识读。

    根据有关专家的研究，隋唐时期，佛经用语在当时还算是比较通俗的书面语，并不违背面对大众的佛教传播初衷。时至今日佛经古文译本已失去其本有价值，这是历史发展使然，是诸法无常规律使然，是诸法空理使然。如果千年前的文言古语依然畅行如故，那倒合了真常外道的万物永恒不变的观点了。但抱着常见、抱残守缺、固步自封、因循旧习的可怜虫们，企图倒转历史车轮，做复古梦，可笑复可怜啊。

    阿弥陀佛!

（本论文是综合多识仁波切关于翻译原则见解的三篇文字汇编而成，现标题由编者所加。三篇论文其一为台湾圣地文化出版社《爱心中爆发的智慧》2006年11月版前言；其二为仁波切所撰论文《谈翻译原则》；其三为甘肃民族出版社《密海灯塔：多识仁波切驳论文集①》中《关于两种佛性和翻译问题简述》一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