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继和(四川社会科学院历史所研究员)

玄奘是中国佛教发展史上由印度佛教根本二部北传中国并逐渐转向中国化佛教的重大转折时期，承前启后的代表人物。他既是印度正统佛教的继承者，又是中国化的佛教传通成就****的学者。

他不仅是一个纯粹的中国佛教徒，而且是一个中国的、东方的、世界的****流思想家、杰出的翻释家和旅行家，是一个伟大的炼狱式的爱国主义者，是沟通中印文化**成功的使者，是我国同南亚诸国友好往来和文化交流的象征。

他坚定热诚的信仰，般若的智慧，缜密的头脑，卓越的才情，实事求是而又勇猛精进的历险精神，务去陈言而又不囿所闻的对真理的追求，特别是大慈心怀，周行天下的开阔胸襟和崇高情绪，一直在鼓舞着千载以下的人心。

玄奘西游求取真经，成就为大佛学家的关键和基础，是他18岁到22岁在成都受戒求学、渴取知识的5年青春时期。这是熏陶和培毓他深厚的学养、艰苦卓绝的精神和思辨求真的思惟，成就为“释门千里驹”的关键时期。天府之国、上善之都的成都，神奇、神秘、神妙的巴蜀文化为孕育青年玄奘的学识和学养、全才和备德，提供了肥壤沃土。而他的品德和精神、学识和译经成就，又反过来深刻影响和丰富着巴蜀文化的内涵和表现的载体，至今也还影响着千载以下的蜀人。当然，他的成就和影响远远不止于区域性的巴蜀文化。他的影响是全方位的，但玄奘对巴蜀文化确有其重要而特殊的地位，值得探究。遗憾的是，此点尚未引起人们注意，此次成都大慈寺发起“玄奘研讨会”，实是一伟大功德。值此盛会，笔者谨就管窥涯涘所及，略陈余见于下：

一、           成就“佛门千里驹”的肥壤沃土

首先，玄奘幼承以儒学为主的家学渊源，因其二兄又受到佛学的浸染，为他出家向佛奠定了基础。玄奘俗姓陈，名袆，今河南省偃师市缑氏镇陈河村人，其生寂年有多种认知，认同度比较大的是600年至664年。[1]陈祎曾祖陈钦，曾为北魏上党太守，其祖父陈康，“以学优仕齐”，[2]国子博士。其父陈惠（一作慧）曾任江陵县令，其人“英杰有雅操，早通经术，形长八尺，美眉明目，褒衣博带，好儒者之容”，“潜心墳典”，淡泊名利。玄奘俗家有三兄一妹，五同胞中玄奘**幼。[3]可见儒业实为其家学。玄奘8岁，即由其父教授《孝经》，读至“曾子闻师命避席”一节，小小年纪竟知道起立整襟受父训。[4]他从小养成“备通经典”的学风，[5]“爱古尚贤，非雅正之籍不观，非圣哲之风不习。”[6]被人比喻为为父草太玄经的汉代扬雄之子扬乌。陈祎10岁时父逝，推考应在11岁时往洛阳净土寺，依在该寺出家的二兄披剃为童子僧，教诵习经。13岁就有“意欲远绍如来，近光遗法”的志向，[7]被破格录入僧籍，授予官府所制度牒文书，考官大理事卿郑善果赞许他“风骨难得”，“必为释门伟器”。[8]玄奘从幼小就受着儒学和佛学家风的熏习。

其次，玄奘在成都修学习律5年并受具足戒，为他成为具备球型思维，以唯识为主，综覈名实，兼容百宗，谙习经、律、论三藏的百科全书式学者，奠定了初步基础。

他“敬惜寸阴，励精无怠，二三年间（一作五四年间），究通诸部”，“五篇七聚之宗，一遍斯得。益部经论研综既穷”，[9]可其其学律之勤奋和聪敏，把成都能找到的经律都学完了仍不满足，“更思入京询问殊旨”。[10]在成都培育出来的旺盛的求知慾、做学问慾和穷根究底、不信陈言、怀疑蕴惑的精神，终其一生，贯彻始终，是玄奘一生醉心于学术的基本功力之一。另一基本功力是对佛的虔城信仰。这使他学问精进，“钩深致远，开微发伏，众所不至，独悟于幽奥”，[11]成就为以佛学为主的百科全书式的学者。玄奘来到成都的第5年，即负笈远游荆州、相州、赵州直至长安大觉寺，受到法常、僧辨二大德的高度赞誉：“汝可谓释门千里之驹，其再明慧日当在尔躬，恨吾辈老朽恐不见也。”^④可见对玄奘期仵之高。“千里驹”这个称号，其实就是对“玄奘”一词本义的解读。玄指玄门。奘指壮大的驵（牡）马（《说文解字》）。玄奘即玄门的千里马，故“道振神州，声誉海外”的法常和僧辨要用“千里驹”来形容他。

玄奘又号“三藏法师”，是精通经、律、论三藏的大师。玄奘是从少年时即受摄论有宗的教育开始，而后通过在成都的5年学习而会通三藏的。“三藏”一名说明他的学问之深与广，这个称号是游学中印度时得到的。时印度摩揭陀国那烂陀寺“素立法，通三藏者，员置十人，由来缺一，以奘风问，使处其位。”[12]“安置上房，……加诸供给，日得瞻步罗果一百二十枚，槟榔子二十颗，萱蔻二十颗，龙脑香一两，供大人米一箬。……月给油三斗，酥乳等随日了以是……行象乘舆。”玄奘以一个“摩诃脂那”（大中国）外国人取得当时印度****佛寺的荣誉职衔，接受供养并成为当时印度高僧正法藏戒贤和尚的高足弟子是不容易的。因来自唐朝，故又被称为“唐三藏”，或唐僧。这是西域与印度对玄奘的敬称。玄奘在西域和印度“声振葱岭，名流八国”，被“诸先达英杰”推许为“天纵之才”。“唐僧”由对唐朝僧人的泛称渐渐变成对玄奘的声称。尤其明代神话小说《西游记》之后以唐僧作玄奘专称在民间基本定型。《西游记》中写玄奘是十世童男出生，取经路上历81难都是对玄奘11岁为童子僧及西行途中难难困苦历史的浪漫化与神话化。

第三，“天府之国、上善之都”的成都城市和巴蜀自文翁兴学以来，“其学比于齐鲁”的文治教化传统以及和谐包容、大德云集的佛学环境，为青年玄奘的成长提供了肥壤沃土。

一是隋代和初唐时期益州和谐包容的寺院文化和自由讲论的佛学修习文化的兴盛，为吸引玄奘选择来成都修持参学，提供了佳好学习问难的环境。

巴蜀是佛教传入**早的地区之一，地处佛教南北传入的陆路枢纽，佛寺曾几度兴盛。隋文帝为纠周武废佛法难之弊，实行“有僧行法，皆为立寺”的开放政策，益州寺院再度兴盛。据《汉唐佛寺文化史》统计，隋朝蜀郡成都有名录者共14寺，整个巴蜀地区（除成都外）共有14寺，前者与后者相等，各占总数28寺的一半，可见成都地区佛寺的兴盛。[13]到唐代，据各种“高僧传”统计，剑南道有36寺，其中成都有17寺，近总数一半。^②据各种方志统计，剑南道共有237寺，成都地区有33寺，^③后者占前者的十分之一。两种统计数据不一，大概是因为方志记载更全面一些。总之，到唐代，剑南道同全国一样，已达到平均1万人口1寺的规模。由于隋唐佛寺在巴蜀的发展，到唐代末期僖宗时出现了“菩萨在蜀”的说法，^④这同“天数在蜀”、“易学在蜀”、“道源在蜀”等说法一样，是巴蜀文化的特色之一。

隋唐之际，北方战乱，东都洛阳佛事衰落，长安虽初为唐京城，也无睱顾及孔、释之道，“未有讲席”。隋朝时全国**繁盛的东都洛阳有四大道场，曾召聚天下名僧，“法将如林”，^⑤后因“末年国乱，供料仃绝，多游绵、蜀，知法之众又盛于彼。”^⑥在天下**乱之时，高僧大德纷纷云集成都，一时“法将称首”^⑦慧景、道基、宝暹、道震、脱、空等法师均来蜀“大建法筵”，^⑧这些人都成为玄奘“转益多师是吾师”的对象。隋唐之际，成都的佛教信徒，“知法之众”^⑨甚至超过了当时的洛阳和长安。隋朝成都的崇佛之风是蜀王杨秀带动起来的。他的妃子王氏佐助信相尼，捨宅为寺，建信相院，即今天的文殊院。

蜀王秀亲自为美人董氏写的《墓志铭》（开皇17年10月12日）[14]说：董氏之祖父叫“佛子”，董氏一家都信佛，也都是成都佛风甚盛的证据。正觉寺是魏晋以来成都建立的古寺，各种《高僧传》和“地方志”多有记载。近年杜甫草堂遗址出土武则天垂拱三年（687）《正觉寺行感法师墓志铭》，

玄奘与其兄选择住锡空慧寺的具体情节尚不明晰。空慧寺前身名圣寿寺，传为东汉时建。晋时惠持到蜀住的金渊精舍，唐时改名空慧寺，唐以后改为龙渊寺^④。但有记载在后来中晚唐时期，节度使韦皋和崔宁都曾在空慧寺召开戒师与三学硕德辩论大会，可见空慧寺是讲寺性质，一直是佛教“义趣”探究的场所。传说玄奘在大慈寺受戒，大慈寺是成都的古寺是肯定的，有魏晋时宝掌“留大慈”的记载。玄奘之后二、三十年，无相劝擅越造净众、大慈、菩提、宁国寺等。隋朝空慧寺定位于“益南”。益州府衙之南，应是武担山之南。今大慈寺一直是唐寺位置，没有迁徙过，在“益南”区域，也许空慧寺与大慈寺有关。大慈寺历史上曾有几度兴废，探讨其历史当饶有兴趣，待考。

从隋唐至清代，成都城市的寺庙香火一直很盛，而且是儒、释、道三教兼融，一直有每坊每街兼有大小寺庙的传统。唐宋成都240坊，寺庙即达400余处。清末光绪年间，仅文殊院周围一平方公里就有道庙18座，佛寺19座，县文庙2座，[17]真是三教圆融，和谐相处于一奥区之内。其实，每坊每条街道的寺庙，就是一处小游园或公共节点空间，这也是成都人都市休闲，改善城市生态的一种方法。这是隋唐以来长期历史积淀而形成的一种传统。

玄奘面对的就是这样的佛学环境。在隋末唐初当时“帝城（长安）为桀跖之乱，河洛（洛阳）为豺狼之穴”，东西两京残破，“天下饥乱”之时，“唯蜀中丰静”，丰足静逸，玄奘兄弟入蜀是明智的选择。[18]**初，两弟兄选择长安，因为仰慕唐主（高祖），“天下依归如父母”，[19]故玄奘劝其兄一同入长安，哪知大失所望，长安百废待兴。他们了解到唯有蜀中“四方僧投之者众”，[20]故投入蜀中。两兄弟进入成都，“讲座之下常数百人”。[21]他俩的“理智宏才”很快成为诸大德中的皎皎者，“吴、蜀、荆、楚无不知闻，其想望风徽，亦犹古人之欲李、郭矣。”[22]成都这样信息流通灵动的环境，也帮助玄奘其学的进一步精进，更快地踏入学术殿堂，发现更多的疑义，这也是促使其西行的重要客观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