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高荣燮 著  
张惠文 译

一、             问题与构想 

围绕佛教“识”、“心”展开的论辩成为7、8世纪东亚思想史的主要内容之一。“心识之辩”主要探讨人的意识究竟是八种还是九种，也称“八识九识论”或“八九”之辩。[1]这时期在这场论辩中，众多杰出思想家都在佛教哲学史上留下了光辉的足迹，因此也被称为佛教唯识宗充满生机与活力的时代。

佛教中唯识论是将存在还原为认识的“识一元论”哲学。不过这里的“识”既包括“认识”，也意味着“转变”。当时，人们把那种视识为“认识”的观点称作“旧译唯识”，将视识为“转变”的观点称为“新译唯识”。旧译唯识主张“九识”，新译唯识力主“八识”，两派相持不下，思想界也由此充满激荡。

与无著菩萨的《摄大乘论》（真谛汉译）堪称“双璧”的《成唯识论》（玄奘汉译），是由十位论师对印度唯识学经典——世亲菩萨的《唯识三十颂》所作注释的基础上，以护法论师之说为中心，糅合了其他九位论师的解说翻译而成的文本。

提到新译论述《成唯识论》，就不能不提及另一本主要论述——《瑜伽师地论》。这一论述吸收了唯识学疏之经典《解深密经》（只增加了“序品”），它是记录修行瑜伽之人通过瑜伽行获得修性之实践的论疏。这两部论疏以玄奘所译的“六经十一论”为中心，成为窥基所开创的慈恩宗（法相宗）关于疏的代表性论著。

645年，玄奘（602-664年）由印度回国，其师弟文雅（圆测，613-696年）接受其建议，在译经场中担任“证义”一职。在其后20年间，文雅在证义的同时，也对新译经论广为涉猎。这一时期涉猎的新旧唯识经论构成文雅学之基础，同时也成为备受窥基（632-682年）—惠沼—智周等慈恩派猜忌与嫉妒的引子。

本文拟通过研究流传甚广的文雅《成唯识论疏》这一新译《成唯识论》的**早注释本与其辑佚本间的出入，对“文雅学的哲学基础究竟何在”的问题作一探讨。究其原因就在于，称该作为文雅学之基础亦绝不过分。尽管辑佚本只有区区十卷，如后世所称“未及原本之什一”，笔者仍愿就此对文雅学的思想基础与结构作一探究。

二、“论疏”在圆测著述中的地位

1、新译唯识论书的**初注释

中国宋代赞宁所撰《宋高僧传》中“窥基传”和“圆测传”中记述了的内容颇难令人接受。记录中称：三藏法师玄奘向直系弟子窥基讲述成唯识论时，文雅于阍者（看门人）赂之以金，潜隐厥形，听寻连缀亦疏通论旨。犹数座方毕，测于西明寺鸣椎击僧称讲此论。

不仅如此，记录中还提到，玄奘在讲述《瑜伽师地论》时，文雅也如法炮制，并抢在窥基之前称讲该论。HEIGHT: 200%; FONT-FAMILY: 宋体; mso-ascii-font-family: 'Times New Roman'; mso-hansi-font-family: 'Times New Roman'; mso-bidi-font-size: 10.5pt">岁）弃用法号“文雅”，改以其字“圆测”自称。从文雅著述完成的情况，以及两卷关于因明关系的论述，包括其人品来看，“偷听”一说应属子虚乌有之事。后来，圆测曾命其弟子道证携天文图返回新罗，将其整理的西明学派之独门成果带回故国，后与海东瑜伽始祖太贤相衔接。凡此种种可见，以慈恩学派弟子记述为据作成的《宋高僧传》记载不免失之偏颇、粗疏，其对历史歪曲之拙劣，早已为天下所共知。[3]

这里有一点引人注目，即“盗听”说中涉及的主要文本是659年译出的《成唯识论》及之后译出的《瑜伽师地论》。作为具有代表性的新译唯识之疏，《成唯识论》以其对识之转变的论述闻名，文雅的《成唯识论疏》之所以闻名，既是由于它是**早对其所作的注释，也是**为杰出的一部解说之作。不过，《成唯识论疏》原本现已不存，惟有摘辑各唯识论著编的“辑佚本”流传至今。

高丽义天（1055-1101年）曾遍寻海内外1010种（部）计4749卷的著述，并登记整理编成《新编诸宗教章总录》（共三卷）。其中第三卷中记载，《成唯识论疏》为二十卷（上下各为十卷）或十卷。从义天当时搜集整理的现行本来看，或是从其副题——“海东有本见行录”而言，至少到义天时为止，文雅的《成唯识论疏》还是存在的。

此外，后来刊辑的日本《东域传灯目录（三）》中“住进法相宗章疏”、“法相宗章疏”等中，也记有文雅《成唯识论疏》十卷的记录。由此推知，该书至少已传至日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