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本文的目的是为了探讨玄奘（６０２－６６４）归国后的事迹与皇室各种内外事务的关联，进而考察唐代初期佛教传播的情况。文章认为，玄奘旅行的目的是请来《瑜伽论》，将唯识佛教的体系带到中国。唐太宗迎接他归国并下诏命他主持大唐政府译经工作，同时也因为玄奘是西域事务的专家，为了国事而重用他。作为玄奘，他答应了唐太宗要求著述旅行记的要求，并以此请求太宗为其新译经典撰写御笔序文。被称为《大唐三藏圣教序》的御笔序文，与新译经典一起颁行天下。因为太宗公开表示尊崇佛教，在“道先佛后”政策下的佛教界便大为兴奋。太宗欲将佛教导入国家体制之下并加以利用，而实际上他对佛教思想也造诣颇深，行善积德以求救济。太宗晚年通过与玄奘之交往进一步加强了对佛教的信仰，积极进行了大量的诸如度僧之类的佛教功德活动，结果促进了佛教势力的壮大。

　　太宗在因为国事重用玄奘同时，也将译经工作完全委托玄奘。因此玄奘可以不受任何限制地翻译唯识教学的重要经典。然而喜爱道教的唐高宗即位之后，武则天开始得势，政局因此变得混乱不堪。在如此趋势下，崇佛政策的继续存在开始面临危机，玄奘就积极展开了与唐王室的交涉。玄奘为了谋取唐高宗对佛教的拥护，于高宗为母后追福而兴修的大慈恩寺内建立巨大佛塔和刻着御笔诗文的石碑。又试图由此使内外产生唐室崇佛的印象。他亦接近新得势的武则天，劝诱太子出家得度，期望佛教信仰渗透到唐室。由于他与皇室交涉频繁而使得译经工作受到停顿。但因为皇室的意向支配宗教政策，所以亦为了保持译经工作的继续，与皇室的交涉是必不可少的。

玄奘与唐室保持着紧密联系，坚持提出停止进行唐朝的宗教政策“佛道名位次第”，“对僧尼适用俗法”等建议。玄奘离开长安后，僧尼礼拜皇室及双亲的问题更为突出，争论越发不可收拾。玄奘似乎对唐朝的宗教政策坚持建议，以控制皇室和佛教界，并缓和两者之间的矛盾冲突。所以，玄奘与唐朝的交涉不只是佛教经典的译经工作，更涉及到唐代初期宗教政策的所有方面。虽然太宗，高宗，武则天的崇佛方式三者三样，但玄奘根据他们不同的兴趣和关心应付处理，一直取得多样的崇拜政策。可以说是玄奘通过积极地与唐室进行交涉，促进了唐代初期宗教政策的转变。

一、           序  言

　  玄奘（602―664年 ）作为在经历了17年印度旅行之r后，为中国带来了佛教唯识思想体系的高僧而广为人知。归国后的玄奘，在唐王朝的庇护下，历时20年翻译了75部1335卷的佛典，并努力促使唐室采取佛教振兴政策，将中国佛教文化导入辉煌的黄金时代。在本文中，将探讨玄奘归国后的事迹与帝室的动向之间的关联，并就唐代初期对佛教的接受和容纳的具体状况进行考察。

　作为数据，首先可以举出的，有作为玄奘传记的慧立本彦悰撰《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以下简称为《慈恩传》），道宣撰《续高僧传》巻四《玄奘传》，冥详撰《大唐故三藏法师行状》（同《行状》）等。这些史料的记事或有异同，在此考虑了各自的成立状况，采用其中**为可信的记事。[1]其次还有汇集了玄奘上表文的《寺沙门玄奘上表记》（同《上表记》）。而且根据《上表记》的异本――《大唐三藏玄奘法师表启》，我们甚至可以得知前三分之一内容的具体上奏日期。[2]另外，还参照了记录玄奘翻译佛典目录以及其译出年月的《开元释教录》（同《开元录》）。如果根据《开元录》来概观玄奘译经的进行状况，不难看出玄奘的译经重心由瑜伽唯识、阿毘达磨、般若的推移。[3]而不能归纳于这个过程中的佛经的翻译，应该认为与对斯经思想感兴趣这种单纯的理由不同，其与帝室的关联引人注目。以下，通过对这些数据的比较考虑，侦测玄奘与帝室的交渉的轨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