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  堆（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宗教研究所所长） 

关于《大唐西域记》在历史学、地理学、宗教学、社会学、语言学和中西交通史诸学科上的重要价值早有定论。国内学术界对《大唐西域记》原典的利用和研究方面已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大唐西域记》有英文、日文、法文、德文诸多译本，也早为学术界所熟知。《大唐西域记》在国际学术界也发挥了重要作用。

一、《大唐西域记》藏文版的研究情况

在藏学领域，由于中国西藏与古印度在文化和宗教上的不解之缘，认识和了解古印度社会、历史、文化、宗教成为藏学研究的基本知识之一。《大唐西域记》（藏文版）在印藏文化交流史上发挥了主要作用。《大唐西域记》在藏文史书中多有记载，但过去藏文版并未得到广泛的流传，因此只见记载难得见史书本身。著名藏学家东噶洛桑赤列先生在早年编写《东噶大词典》时多处不得不说“据某某史书载，唐三藏游记中有这方面的记载，今后见到《游记》者此处进行核对补充”等，不得不说是一件憾事。

此前蒙古藏学家比拉博士曾在1973年发表过“Tibetan Translation of Hsuan-Tsang's Ta Thang-si-yu-ki made by Gung Gom-bo-jab with the foreword of Dr.Sh.Bira ”一文，但他所使用的版本又无从考证[1]。日本大谷大学名誉教授佐佐木教悟曾在1953年（昭和二十八年）发表过“西域记のチベット语译及びその译者”一文[2]。1984年西藏的马久和阿才二位学者曾在《世界宗教研究》第3期上发表了题为《<大唐西域记>藏译本校勘》[3]的文章，立刻引起国内藏学界的关注。但是可能是内容不全等因，上述两位学者对该书译者未能进行研究。两位西藏学者所用的版本共计166页，而佐佐木教授的版本共计151年，看来两种版本不尽相同。

日本大谷大学于1987年（昭和六十三年）将收藏于该校图书馆的《西藏语译大唐西域记》原典复制件做为西藏藏外文献丛书之一正式印刷，并附汉文原典及解说。这一版本正是佐佐木教授曾经研究过的那一部。